《因为性别》并不是一本阐释性别的书。性与性别总是大众格外关注的话题,凡夫莽汉皆可以滔滔陈述性别“差异”、 津津乐道于两性间的“韵事”,然而差异为何构成歧视?两性间的“温情”又何以演变为暴力?吉莉恩·托马斯以1964年《民权法案》第七章反对“基于性别”的劳动歧视为主线,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,性别平权与美国司法文化之间互相塑造的过程。本书中的十个性别平权案例不仅改变了美国女性的职场地位,也教育了美国的法律从业者——正义之眼不应一味纠缠于何为“女性特质”、女性应该如何“妥当”行为,而必须正视性别平权对既有法律边界的挑战。例如,认为孕妇缺乏“工作能力”的界定是否妥当?职场性骚扰是否值得法律干预?法律对部分劳动者的特殊保护是否构成歧视?法律人讨论性别平等,要言不在于性别,而在于平等。蒙眼的忒弥斯不会以窥视为乐,平权运动的意义不在于赋予法律人花样阐释“性别差异”的权力,而恰恰是美国法律界对“身份平等”观念的反躬自省。

以判例串讲历史,最易流于琐碎。吉莉恩·托马斯此书可称是判例写作的优秀范本。有人说,法治精神的精髓在于个体主义。然而,对于具体个案和程序正义的尊重,并不意味着无视集体权力的存在。在本书的十个判例中,我们反复看到个体的愤怒、痛苦、不公感与群体无意识的对抗。强大的法治社会无须害怕这些愤怒的声音,相反,受伤者的恐惧所暴露的往往是社会自身的软弱和偏见。吉莉恩·托马斯没有为读者构织一曲凯歌前进的性别平权神话,而是通过不同判例间的反复、曲折,向我们展示了“平等”本身的复杂性。在多元的现实社会中,身份平等早已无法以抽象的“个体性”来涵括。如果法律人和学者固守旧知,不能正视性别、种族等多元身份的存在,其理论必将沦为凌空虚蹈。因此,本书并不是一本“性别之书”,所有关心权利平等与社会现实的碰撞的读者,都会在书中找到启发。